海尔制研究2:组织演化史与中国企业史上的坐标(1)

只有以海尔为代表的第五种企业最具管理学理论范式创新的意蕴,覆盖从管理哲学到战略、组织、领导的几乎所有理论维度。只有海尔在管理思想史与组织演化史上具有与福特、丰田同等乃至超越的历史地位。

 

 

 

海尔制(2):组织演化史与中国企业史上的坐标(一

——科层范式:韦伯与科斯的经典组织理论

 

文/海尔模式研究院副院长 胡国栋


海尔制是对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理论总结和提炼,是三十多年来海尔在商业模式、战略管理、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进行实践探索的系统化理论升华。海尔制的内涵与体系远比之前的福特制(美国模式)、丰田制(日本模式)这两次企业管理革命丰富。本文突破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问题,在整个人类组织演化史和中国企业史上考察海尔制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范式意义,从中界定海尔制作为一种物联网时代人类新型组织范式和中国管理模式的代表性理论的历史坐标

 

组织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

 

如果突破制造类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局限,则可以在整个组织演变史上来考察海尔制更为丰富的组织内涵和范式意义。对此课题的考察需要追溯“何谓组织?”这一更为本原性的问题。组织的语义及其作为一项活动的起源本身都决定组织是一种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积极力量。从组织的语义本源来看,中国古代有“纺织”之意,如“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吕氏春秋·先己》)即存此意;在西方,组织(organizaiton)与器官(organ)紧密相连,意指器官(organ)之间的协调活动(organize)及活动之结果(organization)。中西方两种语义共同揭示的组织特征是人之联合及协调行动,这种特征也直接反映在组织的起源和内涵方面。组织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起源于人类个体力量及资源的有限性,正是为达成个体无法独自实现的特定目标,人类才产生集合群体的力量以共同努力的动机和行为。巴纳德对组织的经典定义就是“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地协调其活动和力量的开放系统”,并认为组织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Barnard,1938)。也就是说,组织在本原上是作为一种满足人之需要而通过群体的行动来达成个体无法实现目标的积极力量。

 

 

科层制存在的依据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具理性及其主导的科学主义范式对组织及管理影响的不断深入,组织正越来越被视为权力分化、社会分层、人性异化、身份压迫等困扰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根源(Scott,1998)。究其原因,这一切与组织的科层化及去人格化密切相关。在现代组织理论之父马科斯·韦伯看来,科层化和去人格化是以效率为导向的理想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为基石的现代社会治理在制度与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在经济领域,对于企业的性质及其存在的依据,“科斯定理”一直被奉若圭臬。该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人们将用以市场谈判的时间、争论、混乱和错误等“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人们愿意让渡平等交换的权利转而接受一套依据命令和纪律进行控制的权威系统。如果说马科斯·韦伯从哲学与社会学层面确立科层组织的合法依据和历史合理性,科斯则从经济学层面为中央集权的科层组织找到了存在依据。

 

 

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

 

科层制的极端发展使得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其本质并走向“反功能”。尽管早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向世界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普适价值,但科层制的极端发展却导致效率逻辑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原则的背离,并使组织及其行为逐渐演化为少数人控制也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进而偏离了组织作为人类协作的积极力量之本质。人们不断呼吁和改进公民在公共组织中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但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企业里几乎看不到人人平等的任何迹象,反而是CEO作为国王和独裁者,逐渐向下发号施令,基层员工成为被剥夺者和组织的边缘人,组织则成为员工为了谋生而不得不牺牲自由与平等权利忍受压迫的场所。在人类文明高度繁荣的21世纪,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时代问题:自由、平等原则在政治领域(政府组织)与经济领域(企业组织)中的断裂与分割。此外,由于对自由、平等的忽视,在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市场环境中,科层制由于组织刚性和无视广大员工的个性与尊严,压制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与工作积极性,进而导致其在复杂环境下运行的低效率,从而背离韦伯、科斯当初为“高效率”而设计科层制的初衷,此即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



Copyright © 厦门创富元年科技有限公司 2019-2020 Email:55588343@qq.com 闽ICP备19001734号